政党意识形态是指政党基于内在的性质、结构与取向在政治生活中秉承与践履的价值体系、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政党意识形态对政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主要有三：第一，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内在品性的外在彰显形态，是政党的政治承诺与“宣言书”。政党意识形态揭示了政党的内在本质，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反映了政党的真实本质，即‘它们是什么’，而不是‘它们做什么’”。第二，政党意识形态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双重属性。政党意识形态对于凝聚民心、整合利益、规导行为、表达诉求等有重要作用，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有效工具。第三，政党意识形态对于形成价值认同、整合党内多元思想取向具有重要规范功能。从根本上说，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成员的共同价值，是凝聚党员与民众的基本媒介。
作为执政党，有效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较高程度的社会整合性，表现在对广大民众利益、情感、诉求、偏好的全面表达与有效整合上。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能够充分表达、代表民众诉求的政党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脱离民众意愿、实行高压手段统治的政党必定被人民所抛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基于现代社会多元、分裂、自主、碎片化的情势，有效的社会整合需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支撑。这就需要执政党意识形态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也是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与基本逻辑。
实践充分证明,执政党意识形态应该有足够的弹性和张力,能够容纳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对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诺思曾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征与基本标志，具有鲜明的开放性。
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于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1994年，布莱尔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废除了党章第四条中关于公有制的内容，修改后的第四条肯定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翼的基本价值主张，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动员、吸纳与整合更多的民众支持工党的变革。
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也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久而久之，意识形态的“刚性”就会增强，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能力就会式微。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执政合法性基础可能被动摇。
从理论层面上分析，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必须与社会存在与客观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相契合，必须体现社会运动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意识形态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否则，意识形态就会僵化、形成“刚性”，缺乏生命力与亲和力，执政党也难以制定出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发展到这一步，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甚至生存境遇就成问题了。
西方政党政治实践也一再表明，只有密切关注社会形势并在思想、价值层面及时回应、及时吸纳的意识形态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印度国大党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由于该党没有根据时代、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加以应对，从而导致一度失去执政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印度出现了一场几乎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城市中产阶级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成长，他们对印度政治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以传统的大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国大党却未能及时对意识形态进行变革，其调适远远落后于社会变迁的速度，从而扩大了社会分裂，也削弱了国大党的社会基础。对此，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普兰兰乔普拉曾指出：“国大党过去是适合领导印度的，曾经对各阶层都有吸引力。但印度社会已经发生变化，国大党理应迅速采取行动，跟上形势，可它没有这样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几经主要功能的变更而继续生存的组织，其制度化的程度是较高的，反之，其制度化的程度就是较低的。衡量一个高度发展的组织的真正准绳，不是功能专门化的程度，而是其对功能的适应性。政党意识形态要有适应性，必须适应该国国情，契合民族传统文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面对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情势，提出了“共同价值观”。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民主社会主义。执政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把新加坡的生存发展放在其行动纲领的第一位，意识形态逐渐具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到20世纪后期，人民行动党开始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的“共同价值观”。人民行动党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及时而有效地改造了政治色彩浓郁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刚性”困扰，这成为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型塑必须以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为基本前提。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自1929年3月至2000年12月，连续执政长达71年，成为美洲国家中人数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一个政党能够如此长久地、稳定地居于统治地位，这在政党林立、竞争激烈、政权更迭频繁的美洲政坛中成为一大奇迹。然而在墨西哥2000年7月的大选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败给了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的候选人福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制度党奉行“革命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符合国情，有利于凝聚民心、捍卫国家主权。但20世纪80年代后，该党却奉行“社会自由主义”这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背弃了以往的理论原则与价值体系，社会分裂加剧，民心涣散，党的执政能力也日益削减。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任内政部部长和普埃布拉州州长的巴莱特认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使革命制度党力量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基于对意识形态开放性与承继性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在谈到科学发展观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特别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