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不时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力。有公权力的暴力，比如强制拆迁、城管打人；有民众的暴力，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就诉诸暴力，砸车、砸商店，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得不到解决也诉诸暴力，比如肖传国雇人打伤方舟子这样的事件；还有一种是话语的暴力，是种软暴力，在BBS、微博上，充满着话语暴力，一旦形成争论，往往不是说理，而是直接转向语言的冲突，相互问候老祖宗，或者互相扣帽子，气势夺人。
这些暴力的形成，有多重因素。首先是公权力没有受到约束，城管打人，以及拆迁中的暴力，都是有公权力基础的，是有某些制度和法规支撑的。这种暴力产生以后，会激起民间很大的反弹，因为“理”是没法和“力”说的，哪怕老百姓再有理，投诉无门，最后也不得不诉诸暴力，所以，一个城管打小贩，就能造成成百上千人的群体性事件，而且反弹更具暴力性，可能是把城管刺死，甚至导致骚乱。以暴易暴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暴力只能激起暴力，而无法激起理性。公权力的暴力和民间的暴力是具有同构性的。
为什么会这样？司法公信力不足是原因之一。无论政府还是民众，一旦发生纠纷，无法找可信任的第三者来裁判。在健全的法治社会里，公权力和公民发生利益冲突的话，往往不是诉诸暴力，而是由司法来仲裁。但在今天的中国，有“法”却“法治”不足，各级司法机构服从当地政府利益，司法系统往往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当地政府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地方政府又往往与地产商等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利益集团、政府和司法的利益一体化。
暴力泛滥背后是制度的缺失，特别是法治的缺失。本来有制度，有法治，就是告诉人们，解决纠纷可以不必通过暴力。暴力冲突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很少有双赢的。因为暴力往往是你死我活；双赢的达成则需要大家坐下来说理、谈判、妥协。法治本来应该是超越于各种利益集团，超越于政府利益、公民利益之上，这才是法治，司法维持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法治。
所以，要告别暴力，首先需要的就是制度重建，特别是法治的建设。不能仅仅期望于政府，信访、维稳不能解决一切。政府也是有自我利益的，很多纠纷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与民众发生的纠纷，政府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你怎能指望政府可以解决好这些事情？必须让司法体系起到仲裁机构的作用，这才是一个根子上解决的办法。
虽然今天有告别革命的说法，但是革命意识形态远远没有肃清。今天，为了公众利益，为了国家长远前途，公权力的暴力似乎就是合法的，就是可以容许的。虽然今天不讲“革命”了，只讲“公共利益”，但各种公权力的暴力，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变相的革命逻辑。
革命永远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法治的终极目标虽然也是实现实质正义，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法治的基本形态是形式正义。它不能容忍以实质正义的名义来破坏法治的基本形式和条件。不能因为你受了委屈，你就可以打砸抢；不能因为你代表公共利益，就可以把人家的房子拆掉。这都是现代法治所不能允许的，它不问你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只问你行为本身是否符合法治，这是法治最为核心的一个东西。
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而不缺实质正义的传统。儒家为民请命，皇帝代表天统治天下，乃至老百姓的反抗，都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我们要在观念上，在公民文化、政治文化上破除实质正义的迷信，树立起普遍的法治观念，遵守程序正义，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暴力。让人担忧的是，暴力倾向正在向过去认为比较文雅的读书人和中产阶层弥漫，从公权力到民间，从底层到读书人都不乏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不仅充斥于一般社会人群之间，还充斥于本应最讲文明、最讲理性的知识分子中间。
另一个原因，乃是一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一个宽松的环境，缺乏一个自由表达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戾气。这种戾气如果不敢向强者发泄的话，那要么就流向弱者，要么就流向同道。很多话语暴力，不是要表达理，而是要表达情绪。戾气充塞，背后都是被扭曲、被压抑的心态，自然也没有耐心讲理。
卡扎菲被起义的士兵凌辱而死，他当然是罪有应得，因为这些人是他自己塑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卡扎菲阴魂不散，今天凌辱卡扎菲的革命士兵们，明天坐在台上，他会尊重他的对手吗？会尊重他的人民吗？暴力的制造者，不仅制造了暴力，更可怕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塑造了敌人。
法治才是真正的和解之道
发布日期：2012-03-15